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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仲裁是否排除主要权利?

发布日期:2017-07-11 00:00 浏览次数: 字体:[ ]

 

裁判要旨:格式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未必为格式条款,而且即便是格式条款,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也不能认为是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排除,不属于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格式条款。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91

 

【案情】

上诉人(一审原告):雅安市达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雅安达远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雅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雅安国土局”)

 

上诉人雅安达远公司因起诉雅市国土局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初100号民事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雅安达远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川民初100号民事裁定;2.依法裁定准予立案受理雅安达远公司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之一为:双方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所含仲裁条款无效。雅安达远公司通过竞价拍卖取得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由行政机关雅安国土局提前制定好的格式合同文本。对合同中的条款雅安达远公司无权协商修改,只能按照此合同版本中的条款内容签订合同。因此,在合同中对于履行合同产生纠纷的解决方式,是由雅安国土局单方确定在合同中的,所以规定为向雅安仲裁委员会仲裁。该仲裁条款并没有经过双方协商确定,完全为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十六条  的规定,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是仲裁协议是否成立和有效的实质要件,违背自愿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均是无效的。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合同中关于纠纷解决方式约定为仲裁,是对上诉人选择诉讼还是仲裁权利的排除。雅安仲裁委员会是由雅安市人民政府设立的,隶属于雅安市人民政府,与雅安国土局之间的关系都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因此在合同中没有准许雅安达远公司选择纠纷解决途径的做法,应当认定为排除雅安达远公司的主要权利,该条款为无效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对于仲裁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的起诉。起诉状中已经对事实进行了清楚的陈述,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仲裁条款的效力并依法裁定受理起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十条约定了有关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雅安仲裁委员会仲裁。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且符合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雅安国土局与雅安达远公司于201532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十条对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一)项约定的方式解决:(一)提交雅安仲裁委员会仲裁;(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条对于争议解决方式,在协商不成时,提供了仲裁和诉讼两种选择,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选择了仲裁方式。没有证据证明雅安达远公司选择仲裁时没有协商的权利,故不能认为是格式条款。况且,诉讼与仲裁均为争议解决的救济手段,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不能认为是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排除。即使认定上述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也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故不能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

 

根据仲裁法第十条第二款“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之规定,仲裁委员会是由相关市的人民政府组建的。雅安仲裁委员会由雅安市人民政府组建,符合上述规定。而仲裁法第十四条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雅安仲裁委员会与行政机关不具有隶属关系,雅安达远公司关于雅安仲裁委员会隶属于雅安市人民政府,与雅安国土局之间的关系都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合同仲裁条款排除了雅安达远公司的主要权利,为无效条款等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本案中,雅安国土局与雅安达远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十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明确具体,不存在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应认定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有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发生的争议应通过申请仲裁裁决的方式予以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雅安达远公司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评析】

格式条款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具有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增进交易安全等优点,在许多行业中各地被广泛地采用,如我国的电信、银行、供水供电等行业大量存在着格式条款。但由于格式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契约自由,容易被经济实力或地位较强者滥用,导致较弱方的利益受损害,因此法律对格式条款进行了规制。我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ii]。格式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的,由于格式合同中的条款未必都是格式条款,只有仲裁条款被确定为格式条款之后,才适用《合同法》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确定仲裁条款的效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因其为排除一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而无效。

 

在涉及格式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的常见主要理由包括:(1)仲裁条款为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没有经过双方的协商确定,欠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不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成立和有效的实质要件;(2)格式合同中选定仲裁,排除了相对人将争议诉诸法院的诉讼权利。一般的裁判逻辑如本案,即确定是否为格式条款以及是否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格式条款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契约自由原则[iii],似乎与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协议存在矛盾,但二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仲裁协议并不因为其为格式条款而无效。与当事人通过反复协商所制定的一般合同不同,格式合同的相对人不能修改、变更合同的内容,只能表示完全的同意或拒绝[iv],不具有充分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必须在相对人承诺前呈示其条款,相对人享有是否接受格式条款的选择权。可见,理论上讲,格式条款的相对人丧失的是对合同进行磋商的机会,但仍有拒绝整个格式条款的权利,格式条款并非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完全否定[v]。因此,一旦相对人同意接受整个格式条款,其中的仲裁条款并不因欠缺《仲裁法》第十六条[vi]规定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而无效。当然,本案法院亦不认为构成格式条款,因为相对人有责任去证明未经协商从而欠缺此种意思表示。

 

更重要的,即便被认为是格式条款,在争议解决条款上,也很难被认为是排除了一方的主要权利。的确,格式合同中约定仲裁是排除了法院的管辖,但这并不等于排除对方的主要权利。首先,选择仲裁对双方当事人有平等的约束力,符合公平原则。鉴于提到“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为无效的《合同法》第四十条是对违反第三十九条所作出的否定评价,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公平原则”为判断格式条款的内容是否“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标准。而格式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不违反公平原则,因为确定仲裁作为争议解决的方式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与相对方一样无法通过诉讼解决争议。其次,虽然选择仲裁意味排除法院的管辖,但仲裁作为与诉讼并存的另一种制度,同样起到争议解决的作用,还与诉讼存在诸多相同之处,格式条款的相对方的救济途径不会被剥夺。再次,争议解决条款并不涉及实体权利的分配,格式合同的仲裁条款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在本案法院看来,“诉讼与仲裁均为争议解决的救济手段,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不能认为是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排除。”在这种支持仲裁的立场下,今后的案例很难以格式条款为由对仲裁条款提起抗辩,因为争议解决条款通常不外乎是在诉讼和仲裁之间选择,而构成格式条款无效的理由从法律规定而言是明确的,其中排除主要权利可能是异议方当事人能提出的主要理由。但本案之后,显然,法院从争议解决的价值角度,不因为方式的不同而认为构成对主要权利的排除。

 

本案的仲裁条款既非格式条款,也没有排除一方的主要权利,为有效约定。本案争议解决条款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一)项约定的方式解决:(一)提交雅安仲裁委员会仲裁;(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虽然《出让合同》是由行政机关雅安国土局提前制定好的文本,确实可能为格式合同,但是格式合同中并非所有条款一定为格式条款。即使是格式条款,也要按照法律规定判断其效力。本案的争议解决条款列出了诉讼或仲裁两种争议解决方式供当事人协商,雅安达远公司对此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其认为仲裁是由雅安国土局单方选择的主张,雅安达远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即便本案仲裁条款为格式条款,根据前述理由,该条款也未排除雅安达远公司的主要权利。因此,本案仲裁条款有效。这后一个观点,是本案的重点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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